馮洪章副會長兼總裁出席2012創新中國高峰論壇

 

 

    520日,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馮洪章副會長兼總裁出席“2012創新中國高峰論壇”,協會執董、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文宏武先生,協會會董、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立憲先生及其他會員企業的代表20余人參加了本次論壇。2012創新中國高峰論壇是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主辦,論壇邀請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科技部原部長、中科院院士徐冠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清泰等嘉賓為現場觀眾帶來3場主題講座,深圳市副市長陳彪、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朱曉明出席論壇並致辭。(詳情見附錄)

 

附錄:

2012創新中國高峰論壇實錄

 

朱曉明:中小企業是經濟發展的基石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朱曉明在歡迎致辭中表示,中小企業是經濟發展的基石,也是創新最活躍的領域。

以下為朱曉明發言實錄:

朱曉明:尊敬的吳敬璉老師、徐冠華部長、陳清泰主任,尊敬的深圳市陳彪市長,各位來賓,各位校友,首先我代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黨委會熱烈歡迎各位嘉賓出席2012創新中國高峰論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是由中國政府與歐盟政府在1994年創立的一所國際化的學校,我看了今天來的嘉賓有相當一部分是我們的校友,以及我們工作當中的一些朋友,也有很多深圳的以及南方城市的一些朋友,所以我在此花一點點時間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學校。

這所學校現在已經實現了上海校區、北京校區、深圳校區三個校區的聯合教學,它的總部是在上海。但是我們的學員和教學培訓任務已經設到了華東、華北、華南以及全國的,希望能夠國際化和本土化結合得比較好的這種途徑。北京校園大概在兩年之前已經落成,在中關村,是西班牙一個最有名的設計師設計的,非常漂亮。現在在上海新的校園正在建設當中,6月底、7月初峰頂,這也是由貝聿銘設計事務所設計的,以前領導說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學校?它的硬體、建築、外貌,如果你們注意到最近在電視裡有些頻道播的,有一個電視連續劇裡面有講到,這個電影的拍攝點就是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旁邊的華山醫院,而它的其他產品就是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拍的。我們相信新的校園、新的項目建成以後會非常漂亮,當然我們在深圳的辦學地點也在CBD地區,也在市政府的斜對面,是一個非常好的辦公樓。我們希望深圳校園從租建一個辦公樓,到有我們這樣一個地盤,讓中歐在華南地區辦得更加好一些。

有了硬體,當然還需要非常好的教學效果和軟體,所以我們一直致力於以管理思想傳播和管理人才的輸出來支援中國的持續增長,我們每年多次舉辦圓桌會議,為世界各國的政壇領導、商界領袖、學界精英提供我們開放、坦誠的溝通平臺,今天我們這個論壇是在引導企業如何進行創新,中國如何通過創新打開新的成長空間,中小企業是經濟發展的基石,也是創新最活躍的領域,如何尋找新的創業管道,在商業模式上進行創新,而創業公司又如何積極的創新,尋找自己的高增長的機會,我們期待今天的論壇,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和方法。

我們在深圳這樣一個以創新、創業為基石的新興城市召開這樣的論壇,必將凝聚前沿智慧,必將迸發出燦爛的思想之光。祝願今天的論壇取得圓滿的成功,謝謝大家!

 

陳彪:創新是深圳經濟特區靈魂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陳彪在致辭中表示,創新是深圳經濟特區的靈魂,多年來深圳始終把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動力之一,大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資相結合的創新體系,營造了濃厚的創新氛圍和獨特的創新文化,特別是培育了以華為、中興、騰訊、比亞迪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的創新型企業。

以下為陳彪發言實錄:

陳彪:尊敬的徐冠華部長、陳清泰主任、吳敬璉教授、朱曉明院長,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大家上午好!今天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第二屆創新中國高峰論壇在這裡隆重開幕,我謹代表王榮書記、許勤市長,代表深圳市委、市政府對此表示熱烈的祝賀!對出席論壇的各位領導和來賓表示誠摯的歡迎!也借此機會對各位長期以來給予深圳的關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創新是深圳經濟特區的靈魂,多年來深圳始終把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動力之一,大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資相結合的創新體系,營造了濃厚的創新氛圍和獨特的創新文化,特別是培育了以華為、中興、騰訊、比亞迪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的創新型企業,以及華大基因、光啟研究院等優秀的科研機構,取得了豐碩的創新成果,作為亞太地區久負盛名的工商學院。10年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也為深圳培養了許多富有創新精神與戰略視野的企業家和高級管理人才,為深圳的創新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2011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在深圳創辦了首屆創新中國高峰論壇,取得了圓滿的成功,也獲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當前,世界經濟形勢複雜多變,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發生,受外部環境的影響,我國也正經歷著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重要轉型。

2012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創新發展、提升品質的關鍵一年,深圳正在積極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發展以高、新、遠、優為主要特徵的戰略新興產業,努力創造深圳品質,以品質和內涵來贏得未來。本屆論壇雲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學者、行業領袖和創新人才,將以實際的案例現身說法、傾情表現創新的魅力,充分展示創新的歷程,重點分析成長型企業的創新發展路徑,深入探討中國企業在世界創新體系中的座標和定位。我們相信,本屆論壇將在熱烈的氛圍中碰撞中絢麗的智慧火花,充分展示創新的精彩內涵和蓬勃的動力,為深圳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也為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做出積極的貢獻。

最後,衷心的祝願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各項事業蓬勃發展,預祝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第二屆創新中國高峰論壇圓滿成功,祝各位工作順利,身體健康,謝謝!

吳敬璉:增長模式要從依靠投資轉變到效率提高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吳敬璉在主題演講中表示,目前企業致力於定位創新,核心在於持續60年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他表示,目前出口導向政策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負面的作用在積累。近年來,由於該問題凸顯,無論是從微觀經濟方面還是宏觀經濟方面,所積累的問題都變成了進一步發展的強大阻力。

他分析,因為我們出口導向用出口需求來彌補國內需求不足,外匯存底就越來越多。外匯存底越來越多,在宏觀經濟上造成的影響就是貨幣超發。

目前,我國有3.2萬億的國家外匯儲備,是用了25萬億的中央銀行貨幣買來的。而中央銀行貨幣是一種高能貨幣,在中國中央銀行貨幣的貨幣乘數約為4,意味著為了3.5萬億的外匯儲備創造的貨幣購買力大概是100萬億左右。100萬億初期表現為資金充裕,可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滯後期,它就表現為資產價格、房地產價格飛漲,持續一段時間以後就表現為通貨膨脹顯現。所以,目前所有這些問題都促使要下定決心,採取有力的措施來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他認為,現代經濟增長主要的來源不是投資,而是來自效率的提高,這是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所以,增長模式的轉變是要從依靠投資的舊增長模式轉到依靠效率提高。他認為,企業必須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競爭力。

吳敬璉表示,目前企業靠引進已經行不通了,要靠創新。今後要靠原創性的創新,原創性的創新並不是都要從基點、零點開始進行創新。但要有所發明,否則很難在技術上能夠得到由於技術進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

以下為吳敬璉發言實錄:

吳敬璉:今天我講的題目是為什麼要定位創新,如何才能實現創新,沒有什麼尖端的,講點ABC

首先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定位創新,我們企業為什麼要一心一意的創新,它核心的問題就是我們已經持續連續60年,原來增長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現在我們面臨的各種微觀的經濟問題和宏觀經濟問題,它的癥結、它的根源都在於我們這60年來所用的增長模式,它帶給我們一大堆的問題已經積累起來,使我們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難。經濟增長模式,最早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那時候叫“增長方式”,後來又叫做“經濟發展方式”,在學術上把它叫做“增長模式”。這個增長方式也好,增長模式也好,經濟發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依靠投資來驅動增長,來支持增長。我們在建國初期從蘇聯引進了這麼一種增長模式,它支援了中國的工業化,可是也帶來了很多負面的東西。我們大致上在60年代開始就想實現這種模式的轉變,但是一直沒有能成功。改革開放以後,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的政府工作報告裡面講到了我們今後的經濟發展方針,它的核心就是要轉變依靠投資來實現的增長,要轉到一個依靠效率提高的軌道上去。但是因為體制上的原因,這個轉變非常的緩慢。

那麼到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用了另外一個辦法來彌補它的缺陷,這個辦法就是用出口的需求來彌補由於這種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內需不足、消費需求不足。這樣一種辦法在一段時間裡面取得了效果,特別是在1994年的外匯改革以後,用出口導向政策彌補由投資來拉動增長和造成的需求不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本世紀的初期,這個起彌補作用的出口導向政策所造成的問題,也變得越來越明顯。其實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負面的作用在積累,於是在近年來這個問題就變得越來越突出了,不管從微觀經濟方面,還是在宏觀經濟方面,所積累的問題就變成了我們進一步發展的一個強大的阻力,比如資源的耗盡,生態環境的破壞,一直到投資率不斷的上升,不僅是我們國家空前,而且世界上沒有這麼高投資率的,反過來說是投資率不斷下降,內需不足。而我們用來矯正這種問題或者彌補這種缺陷的出口導向政策,一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一方面它的負面影響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它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因為我們出口導向用出口需求來彌補國內需求不足,外匯存底就越來越多。外匯存底越來越多了,它在宏觀經濟上造成的影響就是貨幣超發。現在我們有3.2萬億的國家外匯儲備,這是用了25萬億的中央銀行貨幣買來的。而中央銀行貨幣是一種高能貨幣,在中國中央銀行貨幣的貨幣乘數大概是4左右,這就意味著為了3.5萬億的外匯儲備創造的貨幣購買力大概是100萬億左右。這個100萬億開始的時期表現在我們資金充裕,可是它經過一段時間的滯後期以後,它就表現為資產價格、房地產價格飛漲,持續一段時間以後就表現為通貨膨脹顯現。所以所有這些問題都使我們一定要下定決心,採取有力的措施來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增長模式的轉變是我們在“六五”提出來的,以後不斷的重複,到“九五”計畫就正式提出兩個根本轉變,其中一個是增長方式的轉變。“十五”計畫,“十一五”計畫,現在是“十二五”計畫,“十二五”計畫仍然是我們的一個主線。看起來它的效果不是那麼明顯,對它的解釋越來越複雜了,可是它到底從哪裡變到哪裡,往往變得模糊起來。現在從報刊來說,從課堂上,在我們的幹部會議上,大家都在說轉變,那麼轉變到底是從哪裡轉到哪裡呢?要轉什麼呢?現在說法太五花八門了。我想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個事情應該是比較簡單的,就是用一個生產函數,特別是索洛改寫過的一個生產函數,很容易解釋清楚。這是一個生產函數總產出,實現比較明顯的是勞動、資本。在過去的解釋,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的解釋是產出是由於資本和勞動的增加,但是在我們現代經濟學來看是索洛改寫過的生產函數,索洛研究發現,在美國20世紀的經濟增長中有一個因素是勞動和資本不能解釋的。這個因素就叫做“索洛餘量A”Solow Residual。索洛給它的定義是技術進步,而我們在實際的經濟計算工作中,這個“索洛餘量A”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指TFB。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增長主要的來源不是來自投資,而是來自效率的提高,這是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所以我們要轉變,從舊的增長模式,這個舊的增長模式是依靠投資,要轉到什麼地方呢?轉到依靠效率提高。現在的情況是什麼樣呢?在改革以前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所以就會出現大躍進以後的局面,改革開放以後確實有了新的變化,一個新的變化是還靠投資,靠勞動力,它是由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新的資源投入,我們有一個增長因素是原來的城鄉隔絕的方式實現工業化,所以大量的土地資源、大量的勞動資源是閒置的或者是低效率利用的。政府手中這些年有大量的資源可以投入,比如土地資源,在城市化過程中可以投入。另外,因為我們在市場化過程中貨幣的需求量就會大量的增加,發行大量的貨幣不會引起通脹。政府就可以發行大量的貨幣,過去30年我們可以看到,特別是政府手裡擁有的資源是大大的增加了。政府手裡有大量的錢,大量的土地,就像我們這樣的建築,應該說我們是中等收入國家,怎麼到處都是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三線城市都像這樣的概念,這是因為我們有大量的資源可以用。但是現在幾乎是到了盡頭,像我們這個地方土地就緊張得不得了,去年國際創新特等獎的獲得者師昌緒院士說在深圳有一個很好的企業,需要二十幾畝地都拿不出來,可見這個浮財已經挖盡了。

錢、資金也是這樣,2009年政府手裡的錢好像是無限的,4萬億投資、10萬億的貸款,一個高鐵建設就砸進去了3萬多億,現在行不行呢?不行了,不能再“浮財”了。所以必須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競爭力。不能靠浮財了,到政府去拿一塊地,到政府去拿幾千萬、上億的補貼。不是說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完全是靠資源的投入,改革開放以來跟改革開放以前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我們的增長裡效率提高的貢獻有了很大的增長。但是我們去仔細分析一下,這個效率提高是怎麼來的呢?不是靠原創性的創新,是靠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對於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還有從我們開放中間使得我們的技術水準迅速靠引進設備、引進別人現成的技術,很快的把我們很落後的製造業的技術水準提高到一個發達國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準上,這個技術水準差距是幾百年積累起來的,但是我們在30年的改革裡面的靠開放政策很快就接近了。但是我們要注意,剛才說效率的提高一個是因為結構,一個是因為引進,結構的提高一個是農村低效的勞動力變成了城市工商業、非農產業效率比較高的勞動,另外是土地,土地由原來的閒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變成了城市的土地利用。這兩個因素,一個是因為資源利用的結構性的變化,另外一個因素是因為引進。這種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也走到了盡頭。比如技術引進,當我們的技術水準接近于發達國家的普通的技術水準的時候,這時候靠引進就不太行了,要靠創新。所以今後要靠原創性的創新,原創性的創新並不是說所有的都要我們從基點、零點開始進行創新。但你總是要有所發明,否則你很難在技術上能夠得到由於技術進步所造成的效率提高。

所以從上面的就是我們要強調創新,今後我們不能說是領跑世界的技術進步,但是我們已經變成第一梯隊的一員了,我們如果不能夠有原創性的改進,那麼很難在世界市場上有競爭力,因為人家的技術是在不斷進步的。前年以來從中央領導到各級黨政領導都強調了創新,但是也發現出現了一些誤解或誤導,就是不要一提到創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術發明,或者說用戰略性的新興產業去取代我們所有原來的製造業。在制定“十一五”的時候曾經考慮過,提高效率、轉變增長模式有幾個方面的路徑,其中有一些東西被大眾所接受,但是有一些東西被忽略了,比如當時提出來的和後來一直強調的,要依靠服務業的發展,要提高服務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的比例。另外是要發展戰略性的新興產業。但是這時候常常忘記了本質的東西在於提高效率,在於依靠“索洛餘量A”,就是依靠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現為革命性的技術發明。所以當時在“十一五”的時候和制定“十二五”的時候其實都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產業結構中最大的一塊,就是製造業。我們的加工製造業是要被取代還是應該提升?這個創新是不是也要體現在我們原有的製造業裡面呢?應該體現,因為只要是能夠提高效率,不管是哪一個行業都是實現我們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重要內容。所以現代製造業跟傳統的製造業有什麼特點呢?就是現代製造業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來自於哪裡呢?是來自臺灣的施正榮先生講的微笑曲線的兩端,前端就是研發RND、設計等一些活動,後端就是在管道管理品牌行銷、售後服務,包括消費性的售後服務,也包括金融的售後服務等等,這兩端都是服務活動,只不過在統計上所統計的僅僅是獨立的服務業企業,在製造業內部的服務性活動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統計不進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績為目標,它就會忽視製造業內部的服務活動造成的效率提高。像我們這個地區加工製造業是產業份額中最大的一部分,我們怎麼能夠讓我們現在的加工製造業能夠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關鍵是按照另外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說法,他把“索洛餘量A”叫做人力資本,也就是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力。曾經前一段時間在廣東調研的時候提出這個問題,怎麼提高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術水準,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任務。我看到汪洋書記在今年的廣東幹部會議上,他給廣東的幹部也強調了陳清泰同志講的意見對於我們這個地區非常重要。而且不但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經營模式創新也是重要的創新。只要能夠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夠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實現我們的增長模式的轉變。所以我們的企業應該把握住這一點,不管你在什麼領域的企業,這兩天的座談會裡我一再引用了雷根總統時候,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波什教授的一句話,不管是矽晶片還是土豆片,只要能賺錢就是好片。

我們無疑政府在改革和發展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政府手中還是掌握了大量的資源。但是從最近這一年多來,政府加強了自己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這裡有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一定要按照科技大會所定下來的指導思想,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政府不是主體。我們許多幹部也說企業是主體,但是政府是企業的主導,這樣就會有問題。我認為政府主要的職責是為企業搭建一個好的舞臺,創造好的經營條件,這個經營條件有三個基本的內容,第一就是為創新提供壓力,第二就是為創新提供動力,第三是為創新提供能力。過去政府總是把它認定的最好的企業扶著,叫做“慈父主義”。其實這是害了企業,第一是害了這個企業,第二是它對一個企業給予傾斜,其實就打擊了其他的企業,也許你扶起來一個企業,但是你扼殺了成千上百個企業。第二是動力,動力來自何處呢?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諾斯有一句話講得非常精闢,他說對於激勵的要點在哪裡?要點就是要讓一個個體或者一個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和它取得的回報相一致,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企業或者個人就會去“傍政府”,因為政府手裡有資源,這樣就會破壞了激勵機制。第三是要讓他有能力,他自己負責能夠取得資源。所有這些基本上要由市場來提供,所有的措施要以這個來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最後我想用周其仁教授的一段話貢獻給政府官員,廣東省委為了準備這次黨代會,他提出中心的口號叫做“堅持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實現轉型升級”。省委為了準備這個黨代會開了很多座談會,包括北京的一些教授,我參加過兩次。有一次我就聽了北大的周其仁教授給汪洋書記提了一點意見,我覺得這個話說得非常精闢,而且非常通俗。他說:為什麼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們在探索未知,政府沒有這個能力知道未來會向什麼方向發展,絕對沒有這個能力。所以政府要去指定一個產業發展方向,指定一個技術路線,失敗的概率幾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辦法就是放手讓千家萬戶的企業,讓千百萬人去探索。探索中失敗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因為你是千千萬萬的企業和個人在那兒探索,總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夠帶動我們整個產業、整個國家走向一個成功的道路。

謝謝大家!

 

徐冠華:加強科技和經濟結合 呼喚政府職能轉變

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表示,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已經初步確立,但在管理服務方面的政府職能仍然存在很多越位和缺位的現象。當前政府的越位體現在通過專案的實施干預微觀的經濟和創新活動。

他表示,為了實現國家的重大戰略目標,政府推動極少數的重大專案是必要的。但是現在遍佈各級政府、各個管理部門以專案為中心的工作方式必須要改革,因為專案操作的方式作為政府管理的主要手段有明顯的局限性。

以下為徐冠華發言實錄:

徐冠華:我今天講的題目是“轉變觀念、深化改革,實現科技與經濟的結合”,我希望從一個科技工作者的視角來探尋中國的經濟轉型之路。主要談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幾個重大問題;二是從中國經濟轉型看科技和經濟結合存在的主要問題;三是轉變觀念、深化改革,是實現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中國經濟轉型面臨三個方面的重大問題,一是傳統產業步履維艱;二是高技術產業與新興產業中的無序發展與“低附加值陷阱”;三是中小企業存活率低,難以做大做強。

1、傳統產業步履艱難。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傳統產業規模非常巨大,在解決就業、維護國計民生以及保持社會穩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中國傳統產業低利潤的狀況令人堪憂,不少人認為傳統產業是夕陽產業,究竟傳統產業的現狀如何?前景如何?現在我想以紙筆業為例做一個簡單的分析。根據統計資料,中國各種筆的產量都居世界首位,圓珠筆的產量更占了世界總產量的80%以上,可以說中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制筆大國。但是從整個產業鏈、價值鏈上來看,我們的制筆業確實是大而不強,甚至很多面臨著生存危機,這是為什麼?我想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圓珠筆的空心化”,這好像和我們資訊產業“空心化”有類似之處,所謂“空心化”指的就是圓珠筆的筆珠、筆芯和墨水主要依靠國外進口,或者依靠設備的進口,所以我們一直是在價值鏈的最低端從事生產活動,我們中國出口圓珠筆的價格大約是5毛錢到1元錢人民幣,但是在美國市場就轉眼間賣到1美元以上。我們中國在所獲得的一塊錢人民幣當中進口的筆頭、筆芯、技術和設備占了大頭,再加上勞動力的成本,剩餘的利潤一般講是2分錢到5分錢人民幣。所以大家想一想,這麼少的利潤,如何進行創新和擴大生產,如何支付越來越高的工資的要求?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制筆產業鏈在其他環節上的缺失,也就是在美國市場上從1元人民幣到1個美元的增值,就包括了從產品設計、採購、物流、批發經營、零售服務各個環節,而在這些價值鏈當中創造更高利潤的環節,當然全部不在中國的企業手裡。所以我想應該很清楚,制筆業不是沒有利潤,而是我們國家的企業缺乏佔有制筆業價值鏈高端的能力。制筆業的這種處境在中國傳統產業當中具有代表性。

2、高技術產業與新興產業中的無序發展和“低附加值陷阱”。中國有不少地方政府都很熱衷於發展高技術和高技術產業,不惜代價實行各種優惠政策,而產業發展的重點不惜向高新技術傾斜。從實踐上來看,許多地方對此缺乏理性認識,更多的表現為概念的炒作、雷同式的佈局、低層次的競爭、技術的盲目引進、缺乏有效的核心技術支撐等等。也就是導致升級版的GDP主義,因為無序發展帶來的資源浪費和戰略性發展機遇的措施,後果非常嚴重。以光伏產業為例,去年末遭遇哀鴻遍野的困境,一夜之間跌到穀底,資料顯示浙江374家中小光伏企業中,至少有50%處於半停產狀態,而在拉晶和切片等環節,停工的企業甚至達到70%—80%,已經破產轉行的企業也不在少數,這個狀況令人深思。實際上在歷史上也已經有過深刻的教訓,本世紀初短短幾年,一場替代技術的危機,也就是以液晶面板為主的平板顯示器,對CRT顯像管的替代給中國的彩電工業帶來了創造性的毀滅,我們曾經花費了20年的時間使彩電工業的價值鏈95%都在本土生成,成為當時中國引進技術成功的典型。但是到了2008年中國彩電工業由於沒有能力參與到全球性的產業技術替代過程,只能被動跟隨,以至彩電的產業鏈80%又再度轉移到了國外。我們現在有不少地方沒有吸取教訓,無序缺乏戰略指導和技術支援的發展模式,在一些新興產業裡仍舊在不斷重演。

在一些高科技企業,我們所從事的工作和經濟活動在性質上,可以說和制筆這樣的傳統製造業沒有本質的區別,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在高技術產業鏈低端活動的成功,比如在裝備線上擰螺絲這樣的活動,並不會必然帶來這些高技術產品高端活動上的成功。事實上在不少的高技術企業裡,我們仍舊處在價值鏈的老位置上,仍舊被鎖定在組裝、加工、製造的低附加值環節,我們高技術企業陷入到“低附加值陷阱”當中,根本原因是缺乏核心技術。由此,我國的企業不得不將每部國產手機售價的20%、電腦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40%支付給國外的專利持有者。據調查,蘋果公司每售出一台iPhone手機,蘋果獲得其中58.5%的利潤,而做組裝代工的中國企業獲得的利潤只有1.8%。我們從這個當中能得到什麼結論?我看它說明了高技術產品組裝線沒有改變中國產業活動的性質,產業升級的目標也不可能在這種路徑下實現。

3、中小企業存活率低,難以做強做大。中小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也是孕育大企業的搖籃,儘管這些年中小企業蓬勃發展,但是存活率低,難以做大做強的問題仍然具有代表性。究其原因,我以為融資困難和技術創新能力不足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關鍵。資金短缺、融資困難是普遍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主要問題,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間資本苦苦尋找出路,另一方面是企業融資困難和融資成本高,原因何在?關鍵是我國的企業融資金融體制缺乏滿足中小企業發展所需求的金融仲介體系、金融產品體系和金融市場 體系,尤其缺乏有品牌、有信譽、有能力的仲介服務機構。技術創新能力不足主要原因:一是低利潤使得企業沒有研發能力,又缺乏市場化的公共研發機構、研發平臺和技術平臺;二是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力使得企業研發成果未進入市場已被其他企業仿製;三是技術資訊和市場訊息不足,制約了企業的擴展能力。

二、從中國經濟轉型看科技與經濟結合存在的主要問題。從三個方面分析:1、自主創新能力薄弱,核心技術缺乏;2、社會化市場化的創新環境不健全;3、政府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還沒有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1、自主創新能力薄弱,核心技術缺乏。我們從圓珠筆、彩電等產業的發展當中得到了什麼教訓?非常概括的講,我以為它說明最根本的就是技術可以引進,創新能力不能夠引進。實踐一再表明,技術創新能力是內生的,需要通過有組織的學習和產品開發的實踐才能夠獲得。如果我們中國的產業要消化國外先進技術,並且能夠轉化為自主的知識資產,那就必須要建立自己的開發平臺,培養自己的技術開發隊伍,進行技術創新的實踐,這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當前我們要更加強調自主創新?這主要是因為當前中國的低端製造業已經佔據了國際市場的大部分份額,量的擴張幾乎沒有發展空間。另外一方面,我們的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資源環境的壓力以及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已經將利潤空間擠壓乾淨。所以我們講儘管作為市場需求的技術引進,仍舊是合理的。但是從國家戰略和技術層面上必須要明確,依靠包括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自主創新才是基本的出路。

2、社會化市場化的創新環境不健全。一是創新環境的問題,創新的動力來源於市場需要,來源於公平的市場競爭。然而,目前社會化市場化創新環境的不健全和激勵機制的缺失,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並且創新環境的不健全、公共服務的缺失,也使得企業很難從社會、從市場獲得技術創新所必需的資源。當前,政府主導實施了一系列重大專案、工程、產學研結合等等,我認為都是必要的。但是政府也需要更多的關注社會化市場化的創新環境建設,因為政府主導的專案只能夠涉及少數企業、少數研發人員,也只能在一個時期內起作用。而社會化市場化的創新環境將惠及全社會,從而調動企業、科研院所、高校眾多人員的積極性,依靠市場的力量組織起浩浩蕩蕩的創新大軍,形成中國自主創新蓬勃發展的局面。

二是政策導向問題,當前我國企業創新動力和能力不足,也和政策導向密切相關。我舉幾個例子,比如現有的GDP導向機制,使得國有企業不願意冒技術創新的風險,也不願意在競爭性的領域做創新性的工作。還比如地方政府在長遠利益和現實利益之間的博弈和權衡,妨礙了中央政府制定的鼓勵創新的政策進一步落實。我記得2006年制定了鼓勵研發投入的稅前抵扣政策,這是發達國家普遍採用的極為有效的激勵政策,但在我們國家據我所知執行的不盡人意,我想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它減少了地方的財政收入。另外還比如現有的創業板的入市標準等等,我聽到的反映不一定對,使得進入創業板的企業很多都不再需要社會融資的支援,而真正急需支持的中小企業進不去,沒有能得到迅速的發展。

3、政府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還沒有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剛才談到的制筆業、彩電業、光伏產業等等眾多的案例都說明,我們存在一些問題。一個是宏觀層面、戰略層面把握不足,過多的依靠微觀層面的項目操作,這樣就引發出一些前面談的後果。包括戰略規劃、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導致產業技術換代和市場前景判斷的失誤,比如對於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和市場機會的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研發不利,因此不能夠有效的擔當新興產業的技術支撐。比如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協調銜接不利,導致了在研發市場、金融貿易整個產業鏈上的佈局的脫節,難以形成配合有序的高價值的產業鏈。二是過渡的關注規模總量的擴張,忽視了質的提升和改善,被GDP牽著鼻子走。GDP主義是一種典型的計畫思維,只注重產值的增長,不關注附加值的提升。

三、轉變觀念,深化改革,是實現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我將談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加快科技和經濟結合的步伐;二是科技合乎經濟的結合呼喚政府職能的轉變;三是傳統產業不是夕陽產業,推動傳統產業自主創新是中國經濟轉型當務之急;四是大力發展創新服務業,推動中國經濟轉型。

1、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加快科技和經濟結合的步伐。如何把科技和經濟結合起來?發達國家的實踐已經給出了選擇,那就是依靠市場機制。市場機制作為經濟社會系統組態資源的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僅為科技和經濟活動的結合提供了聯結的橋樑和紐帶,而且能夠通過篩選過程實現擇優。

要做到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加快科技和經濟結合的步伐,我以為必須抓緊做好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市場競爭要求政府必須大力推動科技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緊密結合,建立以提高市場競爭力為目標的技術創新體制和機制。企業的創新不僅包括研究開發的創新,也包括產品的設計創新、工藝創新、管理創新以及商業模式創新等等一系列環節。所以單純的技術突破不能解決市場競爭力的問題。因此,孤立的科技改革和孤立的經濟改革都不能解決科技和經濟結合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大力推動科技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緊密結合。二是市場競爭要求政府不要過多的介入和干預微觀的創新活動,要給予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更自由的氛圍和更寬鬆的環境,並摒棄現有的以政府為主導的科技獎勵和評價體制。為什麼要這樣講?因為我以為技術進步和創新最根本的特徵就是不確定性,連最內行的專家都難以判斷哪種技術最終會得到市場的認可,政府官員也一樣難以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單一的用指定專案的行政手段來判斷、確定優勝者,成功率會很低,並很可能把創新的幼苗扼殺在搖籃之中。所以我們還是應當把選擇權還給市場。三是市場競爭要求一個有利於產學研結合的市場化的環境,減少政府過多的行政干預。當然我認為對於一些戰略性的產業,政府主導的產學研結合是必要的。但是我們還要看到對於眾多的中小企業、高校和研究院所,對於千千萬萬支持產權的持有者來講,產學研主要靠政府是做不到的,要靠市場,要靠仲介機構來建立起這個橋樑和紐帶。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浩浩蕩蕩的產學研結合的大軍,而不是一些孤獨的操作者。

2、加強科技和經濟的結合呼喚政府職能的轉變。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已經初步確立,但在管理服務方面的政府職能仍然存在很多越位和缺位的現象。當前政府的越位體現在通過專案的實施干預微觀的經濟和創新活動。這裡我首先要說明,為了實現國家的重大戰略目標,政府推動極少數的重大專案是必要的。但是現在遍佈各級政府、各個管理部門以專案為中心的工作方式必須要改革,因為專案操作的方式作為政府管理的主要手段有明顯的局限性。表現在:一是眾多的傳統產業、中小企業難以受惠,它不是普惠性的長期性的政策;二是針對產業鏈當中的個別環節和產業鏈其他環節不容易形成有效的銜接;三是容易導致尋租行為。政府的缺位集中體現在市場經濟環境建設的落後,宏觀戰略和政策的把握不足,所以政府應當把職能定位在提供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制定和落實公共政策以及事關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性研究、前瞻性佈局和重大研究基礎等方面,我相信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傳統產業不是夕陽產業,推動傳統產業自主創新是中國經濟轉型當務之急。各個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即使在發達的經濟體當中,傳統產業事實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並且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根據OECD 2000年的統計資料,高技術和中等高技術產業只占到整個附加值的8.4%,日本占到9.9%,歐盟占到8.3%,美國僅為7.9%。由此可見,對高技術產業對於一個國家的GDP貢獻要做出恰如其分的估計。事實上傳統產業並不絕對等同於低利潤、低附加值,傳統產業也有高附加值和高利潤,關鍵取決於企業在產業鏈當中所處的位置。前面所談到的圓珠筆的案例,就給了很好的注解。近來美國奧巴馬政府也重批大力發展新興製造業,可見傳統產業並不傳統,並不是悲觀主義者中的夕陽產業。通過把高技術活動擴散到傳統產業部門,傳統產業依然可以太陽照常升起。當前,最緊迫的問題是呼籲經濟、科技管理部門高度關注傳統產業的創新發展,我們現在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聽到的絕大多數都是有關發展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聲音。當然這也重要,但是絕不能把傳統產業孤立在主流的科技政策、創新政策和產業政策之外,應該說這也是我多年做科技部長下來以後反思的結果。

4、大力加快發展創新服務業,推動中國經濟轉型。有人習慣把第三製造業孤立於第一產業、第二產業之外,並且按照這種思路去發展第三產業。實際上第三產業很多部分都是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基礎上逐步的發展和逐步的分離出來的,所以第三產業不僅僅服務於人,不僅僅服務於社會,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要服務和支援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發展。大量的創新服務機構和創新仲介機構,對於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撐作用。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沒有現代服務業就沒有現代農業和現代製造業,脫離了現代服務業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就是傳統的農業和傳統的製造業。所以,中國經濟的轉型一定要依賴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創新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科技和經濟的結合也只有在市場化的創新服務業充分發展的條件下,才能夠真正的實現。

我們這裡談創新服務業,是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為企業創新提供專業服務的產業。它是現代服務業的核心內容之一。發展創新服務業很重要的就是由政府通過專案手段對經濟活動實施大量的微觀干預,調整到更為市場化導向宏觀管理,提供了一種現實的選擇和初衷。我們認為創新服務業的發展,關乎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和中國經濟轉型的大局,我們呼籲要把創新服務業放在與高技術產業同等的位置進行戰略部署,制定讓創新服務業享受與高技術產業相同的優惠政策。

總結全文,我們認為儘管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困難和問題,但是我們信心依舊。這源於我們全國人民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高度認同,同時也基於中國經濟轉型所具有的多方面的優勢的認識,這些優勢包括對於國情本土市場潛在的在需求,以及對中國文化內涵的深刻理解,是我們國家實現經濟轉型的國家基礎。中國多層次、多元化的市場資源,是經濟轉型的寶貴的戰略資源,可以實現大批量生產和低流通的成本優勢。高智力勞動密集的比較優勢,已經由“低成本研發”和“低成本複雜製造”形成新的國家競爭優勢。市場經濟條件下,集中國家力量建設戰略性產業和戰略技術的組織優勢和其技術溢出的能力。傳統產業技術創新和產業鏈創新方面仍舊存在極大的空間。

我們相信,通過政府、企業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國實現經濟轉型的目標一定可以實現,謝謝大家!

 

陳清泰:實現產業鏈升級是產業結構最緊迫任務

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陳清泰教授表示,培養自主創新能力、構建自主品牌行銷管道,實現在產業鏈上的升級,這是當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中最為緊迫的任務。

他認為,我國一些產業的問題是長期維持兩頭在外,在國際分工中長期滯留在製造產業鏈的低端。這不僅是產業鏈中消耗資源、能源、勞動力最多,對環境污染最為嚴重,而經濟效益最低的部分。而且,在國外公司控制著產品技術、品牌、行銷管道和產業鏈供應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實際上只能成為別人賺錢的附庸。

他指出,新興產業提供了技術追趕的機會。處於萌芽期的新興產業,技術尚不完善,智慧財產權壁壘還沒有形成,產業壟斷地位還沒有確立,商業模式還存在著不確定性。對於那些具有革命性的技術,先進企業由於對傳統技術的路徑依賴和巨大資產存量的拖累,有時候反而會猶豫和躊躇。後發展的企業則可以輕裝上陣,兩者的反差提供了趕超的機會。

以下為陳清泰發言實錄:

陳清泰:可以說工業化時期是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企業最重要的時期,30年來中國產業超高速發展,企業的規模迅速擴大。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們並沒有形成與之相匹配的技術能力,也很少有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韓國和臺灣地區非常成功的一點,就是在引進技術的過程中培育了自主創新能力,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培育出了本地資本為主體,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在接受國際產業轉移中鍛煉出了高素質的職工隊伍,在參與全球競爭中造就了世界水準的企業和企業家,並由他們帶出了有世界影響的企業。培育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領先企業,可以說這是中國工業化必須完成的兩大歷史使命。下面我想就自主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思路分做8個小點談談我的看法。

第一,現階段中國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

 

當前,我們在傳統比較優勢迅速衰落的同時,新的以智力型人力資源為主的新的比較優勢逐漸顯現,這就使我們站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起點。這種比較優勢來源於國民教育程度的提高、產業工人培訓程度和整體素質的提升,本科生、研究生規模擴大,企業技術創新意識逐漸增強,研發投入快速增長。中國產業的比較優勢,已經由一般的低成本製造轉化為低成本研發和低成本複雜製造的綜合優勢。其中,那些智力密集程度一般發展中國家做不到,而技能勞動密集程度發達國家又做不起的那些領域,成了中國產業和企業擠入全球領先地位的空間。而在那些需要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產業化能力支撐的新興領域,像高速鐵路、超高壓輸變電、新興核電、超級電腦、電動汽車等,中國已經顯現出較強的產業發展優勢。我想這是我們分析國內外因素可以做出的一個重要判斷,它在今後較長一段時期將對所有產業和企業產生較大的影響。例如華為、中興、騰訊、展訊、邁瑞等等這些企業,他們正是利用了中國廉價的、聰明的、勤奮的工程師所創造的研發優勢而奠定了自己國際競爭地位的,目前所謂大學畢業就業難,這意味著我們有龐大的知識型人力資源後備,可以說比較優勢的變化既對原有的增長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它也為經濟轉型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條件。

第二,產業的跟蹤和跨越。

以引進的技術進行產業跟蹤,這是技術追趕時期的一種重要選擇,它的重要意義是提供了一次次的學習過程,從而可以使我們積累技術能力、生產經驗、管理方法和工藝訣竅,並為技術跨越創造條件。所謂跨越就是在產業跟蹤中強化自主研發能力,抓住時機瞄住新一代產品,以自己的技術實現產業化。在這個領域實現一次超越。日本和韓國在這個方面應該說是做得最為成功的。依賴引進技術的產業跟蹤,它具有依附性,這種依附性決定如果不能實現跨越就永遠不可能成為領先者。實踐證明,靠引進技術生存的國家,永遠落後于創新型國家,引進技術國的人均收入永遠趕不上技術創新國。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經濟大國,這種跟蹤是不可持續的,它有幾個原因:

1、任何基於新技術的產品都有一個壽命週期,支出由於具有“人無我有”的“唯一性”而奇貨可居,可以獲得超額利潤,這就是所謂“先者為王”。例如從2010年賣瘋了的iPhoneiPad,它最初的毛利率高達200%,但是隨著唯一性的消失,利潤迅速回落,而跟蹤者往往只用在利潤下降的時期才能進入,這個時期利潤日進微薄甚至難以賺錢,搞不好以再投資進行跟蹤的能力都將消失。

2、跟蹤者儘管自身研發活動很少,但是在每一件產品上的技術成本依然存在,只不過它是通過購買專利、智慧財產權、技術轉讓和關鍵零部件等形式把錢交給了外國公司,增強了他們的創新能力,就是說跟蹤者的研發成本確實發生了,但是研發人員卻沒有獲得參與研發活動的機會,企業的研發能力也未能因此而得到提高。

3、跟蹤者沒有核心技術,很難建立自主品牌。從外部獲得的往往是市場價值大部分已經實現滯後的技術殘值,用這種技術不僅賣不出好的價錢,而且難以走向差異化競爭,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很低的利潤率使企業無力進行更高層次的品牌建設,這就是跟蹤者很難跳出一種不良迴圈。當正在應用的技術必須更新的時候,只得引進或者是再引進。

4、核心技術依賴他人,如同企業的命運掌握在別人之手。技術路線、技術標準都是技術擁有者根據自身的特點而定制的,關鍵技術、關鍵零部件掌握在他們手裡,跟蹤者只能受制於人。而且技術路線一旦轉向,跟蹤者將蒙受巨大的損失。我們在彩管、彩色膠片等產業的慘劇值得我們深思。由產業跟蹤到技術自立,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但是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就要毫不猶豫的向前跨越,而跨越一旦實現就將改變全域。例如我國的“兩彈一星”的突破,完全改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而載人航太、超人電腦的成功,甚至是一些發達國家對我們也刮目相看。隨著中國技術能力的增強,到現在技術跨越不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現在的問題是在很多時候我們過低的估計了自己的能力,使一些企業知難而退。去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的利潤達到了55000億,但是企業的研發投入卻只相當於銷售收入的1%,與發達國家企業的3%—5%相比確實微不足道,根本無法與先進企業去比拼,這表明我們很多企業缺乏技術追趕的動力,沒有從產業跟蹤向技術跨越的戰略安排。

三,產業升級的三種形式,一種是在產業鏈上向高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的領域延伸,例如由加工製造向上游的研發設計技術專利、技術集成融資、投資等延伸,向下游的流通體系、服務體系、產業鏈管理等延伸,這些上下游的精益活動就是現代服務業的內容,它的增值率更高,創造的價值也更高。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深度融合將增強企業對產業的控制力。第二種是產品的技術換代升級,例如由軟碟記憶體升級為U盤和光碟,由一般加工製造升級為關鍵工藝、關鍵零部件、關鍵裝備製造等等。第三種升級就是創建新興產業,所謂新興產業,我想是指基於重大發現和發明而產生的,將改變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那些產品和由此形成的產業鏈與產業群。例如當前的新能源環保產業、生命科學、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等。在產業升級的三種形式中,前兩種是企業保持和提高競爭力的基礎。在產業鏈上的升級是後發展企業達到一定程度之後打造核心競爭力,創建自主品牌、建立差異化優勢,提高競爭定位必然的選擇。技術的升級換代,產品的推陳出新和創造高層次的差異性,大多數是先進企業在技術進步和市場力量推動下創新發展的結果,實際上中國企業應該創造條件逐漸進入這一領域。

產業升級的三種方式對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當前對中國企業來說,關鍵是在產業鏈上的升級。我國一些產業的問題是長期維持兩頭在外,在國際分工中長期滯留在製造產業鏈的低端。這不僅是產業鏈中消耗資源、能源、勞動力最多,對環境污染最為嚴重,而經濟效益最低的部分。而且,在國外公司控制著產品技術、品牌、行銷管道和產業鏈供應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實際上只能成為別人賺錢的附庸。培養自主創新能力、構建自主品牌行銷管道,實現在產業鏈上的升級,這是當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中最為緊迫的任務。

四,新興產業提供了技術追趕的機會。重大技術變革之初,為後起國家的技術跨越提供了機會,就成熟技術而言,後發展國家與先進國家相差甚遠,而對於有些即將產業化的技術,差距往往就沒有那麼大。而且處於萌芽期的新興產業,技術尚不完善,智慧財產權壁壘還沒有形成,產業壟斷地位還沒有確立,商業模式還存在著不確定性。對於那些具有革命性的技術,先進企業由於對傳統技術的路徑依賴和巨大資產存量的拖累,有時候反而會猶豫和躊躇。後發展的企業則可以輕裝上陣,兩者的反差提供了趕超的機會。把培育新興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這是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大步驟,以發展新興產業為契機,將形成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相互促進的新形式,使我國工業化有可能走上一個新的階段。一方面是工業化的技術來源將由模仿、引進為主,開始走向技術自立。二是經濟增長由主要依賴消耗資源轉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實現效率的提升。三是由產業鏈的低端製造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延伸。四是由產業跟蹤轉向在一些領域挑戰領先地位。

在這個過程中,將創造更具前景的投資機會,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特別是大量較高收入的就業崗位,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將大大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使我國由一個技術消費國轉變為技術創新國。將大大緩解資源環境的壓力,提高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能力,還將帶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培育出一批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和企業集團,實質性提高國家競爭力。由資源依賴型的經濟增長,轉向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這是決定能否後來居上的重大轉折,它直接影響國家未來的命運。

五,重視原始創新和戰略高技術研發能力的培育。

原始創新和戰略高技術研究,在產業升級中具有基礎性作用。較長時期以來,我國這一類研發活動主要靠國家研究機構一條腿走路,投入有限成為我國更加薄弱的一個環節。近年來有些企業和企業化的研究機構開始進入戰略高技術研究領域,一些學成歸國人員創辦企業或研究機構從事原始性創新。例如,華為現在每年的研發經費已經占銷售收入的10%,其中它的預研費又占到其中的10%,也就是他們開始進入了相關基礎研究的領域。而華大基因研究院則從基因測序入手向農業、醫療等領域滲透。光啟理工研究院正致力於新型超材料的研究。而凱賽生物工程以生物法生產生物質燃料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無錫尚德從成立起就網羅國內外人才,部署研究下一代光發電技術等等。現在企業投資從事這一類研發活動的規模還不是很大,但這是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非常值得重視的亮點,同樣是基礎性研究,企業研究與政府研究機構的研究是有區別的,企業的原始性創新和戰略高技術領域的投入屬於資本性投入,課題的選擇有特定的產業背景,有產業化應用的企圖,有獲得長期回報的期望。這些創新和研究一旦取得突破,往往會很快裂變出眾多的應用技術,直接服務於技術升級,甚至會擴展出一些新興產業。這一類創新活動是這一次產業結構升級非常值得重視的一個方面,是我國搶佔未來產業競爭制高點值得重視的基礎性要素。儘管創新可能失敗,但政府應該十分珍惜並給予足夠的關注和支持。

六,要特別重視產業化前的謀篇佈局。

迄今為止,中國還缺乏在掌握領先技術的領域催生新興產業的成功經驗,包括對技術價值的判斷,產業化前景的評估,經濟可行性的研究,也包括專利、標準、智慧財產權戰略、商業模式、切入市場方式,還包括如何走出產業化初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困境等等。現代的產業競爭,有快者得先機、掌握技術者獲效益的特點。新興產業進入孕育期,以智慧財產權為代表的“跑馬圈地”運動已經開始,專利、標準、規制等等都有先入為主和路徑依賴的特徵。一旦被他人搶先,大多數情況下後來者只能亦步亦趨的在後邊跟隨。如果你要另闢蹊徑則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基層次是深層製造的競爭,高層次是專利標準的競爭。因此新興產業的競爭從孕育期就已經開始,而早期的謀篇佈局深刻的影響著後期的競爭地位。首先新興產業的選擇屬於重大經濟決策,國家和企業不僅要有技術儲備,還要有對前沿產業研究的儲備。歷史上有不少成功和失敗的案例,70年代在積體電路迅速發展的一個大產業的時期,臺灣地區找准切入點,聚集地區的資源大力投入、大舉進軍,培育出了像台積電等廠商,形成了從設計、制程、封裝、測試、材料等完整的產業鏈,可以說當年臺灣地區的工業院對產業的長期跟蹤、研究功不可沒,而我國在彩色顯像管上的慘劇和我們對前瞻性研究沒有預估,是密切相關的。其次在決定進入某一個新興領域之後,就應當及早制定智慧財產權戰略。一是針對關鍵技術部署研發力量,對關鍵的薄弱環節給予足夠的研發投入。二是在重大技術節點上要搶先技術突破並註冊專利。三是在技術可行性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應及早遴選行業和國家標準來搶佔國際標準。

第三,我們面臨兩種選擇、兩種結果。從重大技術突破到形成產業,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不是近期盈利的亮點,但是產業化孕育期,它正是爭奪未來產業領導地位最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等國外產業化市場化基本成熟,越過風險期,我們再模仿跟進。這樣做投入少、風險小,但是永遠也不能進入領先地位。另一種選擇是在選定的方向,以更大的政策和資金投入,加快後續研發,完善智慧財產權體系,制定技術標準,探索符合國情的商業模式,以我為主實現產業化。後一種做法需要較多的投入,還要冒更大的風險,也會遇到來自國際對手的競爭的巨大壓力。但是,一旦成功,就可以進入領先地位獲得先發效益。

例如我國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通訊設備由類比系統升級為數控交換機時,當時我們全靠引進的技術裝備,中國市場被瓜分為“七國八制”。而巨大中華首先在程式控制交換系統上實現技術突破,改變技術結構。而華為、中興則在全球無線通訊興起之時,加快研發投入,緊跟部署,很快成為全球通訊行業的黑馬。很多行業的孕育期要長達10年到15年,但最終能成為行業領導地位的大都是一路拼殺過來並取得成功的企業,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耐心,在起步上、起點上就放棄了,那麼將前功盡棄,若干年後將再度重複技術模仿、受制於人的歷史,這是我們絕不願再看到的。今天,在發展新興產業時,我們能不能重複出現中國電信行業趕超的過程,在其他領域能不能出現中國的華為?

七,中小企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我們是從發展傳統產業過程走過來的,而這一類產業的主體都具有明顯的規模效應,使我們的政府特別崇拜大型企業。很多政策都是為他們量身定制,輕視甚至蔑視中小企業的理念和做法,如果要延伸到今天創新驅動發展階段,那是非常有害的。中小企業不僅在活躍經濟、創造就業崗位、滿足多樣化市場需求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在創新,包括技術創新方面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技術變革存在不確定性,有效的創新機制往往需要強烈的產權激勵、敏銳的價值發現能力、靈活的決策機制、勇於冒險和有利於分散風險的組織和機制,而民營科技型中小企業由於更加符合這些特質,使他們成為技術創新的一支生力軍。

在革命性技術出現的時候,大企業往往會猶豫或者是處於進退兩難,但科技型中小企業且可以從中找到施展的機會,他們更願意以更高的熱情義無反顧的推進技術的變革。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國外對我們高度封鎖,像超高速無線局域網的核心技術,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高端CPU,大容量鋰電池和液鋰電池的關鍵技術等,都是由民營科技企業所創造的。在產業發展的歷史上,無論是電腦、互聯網、無線通訊還是光伏發電,任何一個產業都是在一項或者一組重大技術突破的基礎上複製一個龐大的技術群而發展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科技型中小企業處於不可或缺的地位。

第一,它為新興產業發展並提供了持續的技術來源;第二,它是建立完整產業鏈的主導力量;第三,它是圍繞新興產業開拓增值業務的主力;第四,它是推動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市場的主角;第五,它是新型優勢企業的生長點。在我國的技術創新體系中,中小企業的被嚴重低估了,科技型中小企業對於技術創新和市場最為敏感,創新活動最為活躍,最敢於冒風險。實際上中小企業是以自身的生和死在充當著新技術、新產業踏入者的角色,為大型企業的技術集成進行著鋪墊。按照傳統做法,當一個傳統產業被國家重視的時候,政府就會設定產業政策,制定發展目標,設立進入門檻,作為提供資金稅收支持的條件,而中小企業往往被排斥在外。這個政策的出發點是忽略了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生力軍作用。即便大型公司最發達的美國,有統計表明,80%的技術創新也來自於中小企業,2000年歐洲《小企業憲章》提出,小企業是歐洲經濟的中堅力量,只有把中小企業的發展提到優先議程,歐洲試圖在新經濟中引領潮流的努力才能成功。在發展新興產業中應該改變傳統做法,進一步確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不可替代地位。並認真解決政策性歧視、市場准入難和融資難等發展瓶頸。

最後一點,發展新興產業需要信心、決心和寬容,發展新興產業意味著我們要由技術的跟蹤者轉變為技術的自跑者,並趁機成為技術的領跑者。在沒有一定技術能力的時候,作為跟蹤者是理性的選擇,當技術能力達到一定水準之後,能否及時轉變為自跑者和領跑者,將取決於意識和決心。技術能力實際上是一個積累的過程,但是如果從意識和心態上就認為沒有必要做角色轉變,那麼有能力也很難有作為。最終,能力的成長也將終止。改革開放後,經過30年的引進學習,我國的技術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科技水準與先進國家的差距逐漸縮小,近年來創新活動日益活躍,在一些領域不斷產生新的技術突破。但是,持續的技術引進在一些人的心中也孕育了技術自卑的心態,由自卑形成了偏見,使一些人沒能看到我國創新能力的增長,忽略了不斷出現的技術創新的亮點。對自主創新的潛能估計不足,對自主創新的能力缺乏自信。當他們看到中國企業創新的技術、創新產品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中國人創造的嗎?這個產品能行嗎?技術依賴的心態在社會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有的企業看到巨大的技術差距,激起了技術追趕的激情,但也有的企業看到很大的技術落差就失去了自信,放棄了技術追趕和品牌積累的努力。有的企業他們以投機的心態尋找捷徑,認為有了引進這樣一個省時、省力的技術來源,自己就沒有必要再去研究,最終掉進了技術依賴的泥潭。

有些企業以產品技術裝備全套引進來炫耀自己高超的技術水準,但是卻在創新上沒有任何作為。而在需求的一方,一些使用者包括部分政府採購,他們不太相信本國企業的技術能力,不願意給本國創新的產品提供競爭的機會,甚至巧妙的設計標書,以沒有首台、首套成功的經驗為由,對國內的廠家定點排除。另外在體制上的制度,有的時候也阻礙了企業產品創新技術的突破。有的方面對一些本國重要的技術突破缺乏敏感,往往是外國先被認可,國內才肯相信,造成了“牆內開花牆外香”。上海的一位老總曾經對我無奈的說:中國企業創新的產品只有先在國外打響,回過頭來才能進入本國市場。他的這句話我在多個企業聽到了同樣的重複話。種種缺乏民族自信所形成的軟約束,對自主創新的傷害不可低估,一方面給本來就十分困難的創新活動製造了更多的障礙,特別是封堵了市場的出口,所以需要實施國家創新戰略,提升民族的自信。因此,由技術跟蹤向自主創新的轉型中,特別需要信心、決心和寬容。

謝謝大家!

 

2012創新中國高峰論壇對話環節發言實錄

 

    在三位元教授主題演講之後,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經濟學博士楊燕青博士主持對話環節,以下為“對話 -- 吳敬璉教授、徐冠華教授與陳清泰教授”環節發言實錄:

楊燕青:非常榮幸能有機會再一次參加中歐的這麼好的論壇,非常感謝雪林的溢美之詞。我知道目前我的壓力是非常大的,因為我是大家離午飯之間的一個障礙。我想到接下來的三位嘉賓是泰斗,我就沒有壓力了。下麵請上三位泰斗,吳敬璉先生、陳清泰主任和徐冠華部長。有請!

請大家準備一下你們可能想問的問題,我先抛磚引玉,先跟幾位泰斗提幾個問題,我也儘量把我的問題問得比較簡短,希望大家開始考慮你的問題。我們講創新實際上已經講了有N年,今天再重新討論創新的話題有比較大的背景,吳老剛才提到了一部分的背景,也就是中國目前這幾年開始討論經濟下臺階的問題,我們從高速增長開始要進入相對中速或者中高速增長。在這樣的階段,你會看到靠投資50%以上的推動不可持續,靠進出口來推動中國的動力也不可持續,中國從過去幾年中經常是順差占GDP的比重從10%左右下降到3%左右,未來的趨勢可能也在4%以下,在消費方面會需要重大的進展。但是消費方面的提高又不是一天可以做得到的。與此同時我們肯定需要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但是這裡有一個很大的玄機,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是低於製造業的,在整個轉型過程中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下臺階的趨勢,似乎看來是不可避免的。

怎麼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保證經濟的下臺階不是那麼劇烈,同時又能夠成功實現中國的轉型,所以在這時候我們今天講的創新就具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含義。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剛才吳老講到了“索洛餘量”,也是我們講的TFP,也是我們講的技術進步,所有大的背景是在中國經濟轉型以及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這麼多年之後,在另外一個重要的關口提出的話題,所以這個話題具有重要的意義。請教吳老,您剛才講到現在我們面臨很大的困境,那麼我們看未來10年經濟轉型的時候,大家講技術創新的同時會提到另外一個概念叫中等收入陷阱,您覺得我們在未來10年能避免這個悲劇性的局面嗎?

吳敬璉:我想這個問題牽涉到什麼叫“中等收入陷阱”?有不同的解釋,有各種各樣的解釋。為什麼中等收入會陷入陷阱?我個人的解釋,我認為還是回到我剛才講的生產函數,原來在中等收入階段支援我們增長的有些因素已經不能起作用了,就要找尋新的能夠支持增長的來源,這個來源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效率提高,或者用索洛的話來講是叫技術進步。或者用索爾茲的話講來說是人力資本的貢獻比重增加,就要找到新的支撐力量,如果不能找到這個支撐力量就會掉進這個陷阱。所以我們確實面臨著一個危險,現在的解釋很多,還有別的解釋,比如是中等收入階段,往往貧富差別會拉大引起社會問題,那我就不一一講了,我講我的理解。有一個理解,我在這裡要稍微說一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陷阱?是因為消費不足。所以要能夠超越這個陷阱,最重要的就是增加消費的比重,我覺得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他們沒有說到根本。消費為什麼不足呢?是因為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者從普通勞動者一直到專業人員,他們占的比例在下降。而國家和企業占的比重在上升,所以最終消費就不足。但是問題是怎麼能夠提高消費的比例呢?現在似乎大家比較傾向的政府到一般的居民,希望政府拿錢,政府去收稅然後來補,或者給低收入階層免稅,或者是彩電下鄉,政府來補貼。我認為這不是辦法。現在已經很明顯了,政府本身並不創造財富,它要多支出就要多收稅,我們1994年以來稅收的提高速度是GDP提高速度的一倍以上,結果就是蛋糕會做小,稅重了嘛。

楊燕青:您還是認同消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因為我們今天的話題是中國在未來10年到20年到底消費是最重要的,還是消費和製造業以及製造業中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是在國外的主流學界,我覺得和中國整個視角是有分歧的,國外一再認為消費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個人猜測中國的經濟學家和中國的決策者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製造業,甚至技術進步在製造業中的重要性對中國未來10年是更加重要的,吳老您怎麼看?

吳敬璉:我的意見是認為消費是重要的,消費比例下降的原因是因為國民收入中勞動者,就是居民的收入占的比重在下降。怎麼能夠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呢?根本的問題,我覺得馬克思有一個說法是對的,就是分配的結構是由生產的結構決定的。你如果不能解決在生產結構中不是靠投資,而是靠普通勞動者的投入加上有技術、有知識的勞動者,他的比重上升的話,你沒有辦法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比重。我們看西方的歷史就可以看到,在19世紀的時候因為主要是靠投資的增長,所以資本家的收入比重在增長,而勞動者的收入比重在下降。到了20世紀發生了變化,就是用“索洛餘量A”的說法,人力資本的貢獻提高了。在社會現象上表現什麼呢?也就是出現了新的中產階級,新中產階級。

楊燕青:您的框架是我們的消費和製造是可以融為一體的,在裡面的核心是索洛餘量一定要增長,才能夠同時在生產和消費方面讓中國上到一個臺階?

吳敬璉:我是說這兩個事情是一回事,你剛才說是技術進步重要還是消費提高重要,這是一回事。

楊燕青:好,我們把這個大框架說清楚了。徐部長,我們聽了您和陳老師的演講,實際上從兩個角度切情緒有一點點色調的角度切入到我們的核心中,您的演講有一點點悲觀,但是在最後加了一點樂觀的色彩。陳老師總體的調子相對樂觀,在結局的時候加了一點點悲觀的色調,你們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到中國的創新前景。您講到“低附加值陷阱”,這恐怕是中國在過去這麼多年面臨的一個重大改變,但是您和陳老都說中國在發生著悄悄的變化,我們已經從低成本製造進入了低成本研發以及低成本複雜製造的區間,也就是過去我們製造業的概念是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的生產,但是現在我們在逐漸進行轉變,量沒有那麼大了,但是技術含量會不同的增加,適合不同的需要,是一塊一塊的。

徐部長,您覺得我們從低成本製造到低成本研發,到低成本複雜製造的過程中,我們能離開“低附加值陷阱”嗎?也就是我們和發達國家相比永遠是附加值低的,只不過我們比原來低的附加值稍微多了一點點,但我們依舊是低的。走出這個陷阱是中國必須做的嗎?還是說我們就是低附加值陷阱的狀況,是可以被容忍的?

徐冠華: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從歷史上來看,體現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因為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中國是缺乏技術的,技術層次很低,所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們需要走這條路。但是應當看到今天中國的形勢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如果我們繼續走下去,我覺得死路一條。從整體上來講,我特別感覺到現在我們面臨的是這樣一種情況,我們的傳統產業或者其他各個方面的產業,實際上已經發展到頂點。中國的製造已經占了世界製造業,特別是低端製造業的大部分市場,已經沒有太大的空間了。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我們企業內部的競爭和現在面對的資源環境的壓力,面對的人民幣匯率的調整等等方面,實際上我們的利潤空間已經被擠壓到最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沒有作為,那我們就等死了。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必須要走創新之路,除此以外別無選擇。所以不是順應,而是必須要做,我是這麼看的。

楊燕青:您提出來傳統產業本身並不是沒有價值,而且傳統產業的價值相對更加重要,因為他們占了80%甚至更高。在傳統產業領域和新的角度,在西方世界的產業鏈佈局當中,比如和美國相比,我們現在逐漸和德國在製造方面慢慢接近,但是在佈局中中國始終處於低端的,我們在高的部分還是屬於相對低端,是不是意味著我們有低附加值的陷阱?因為我們不可能一步跳到美國和德國那樣的先進階段。

徐冠華:我們有一個跟蹤的過程,但為什麼現在強調創新,那就是我覺得我們在有些產業,在有可能的方面,我們要在創新方面有突破。這樣我們就有可能走在人家的前面,我覺得現在基本上是跟蹤,也就是做人家已經做過的工作。所以從發展的階段來講是必要的,但是從長遠來講是沒有出路的,因為你永遠處在價值鏈的低端,或者是跟在人家後面。可能你可以有所提高,但是你永遠不能超過別人,即使是很小的差距,造成價值鏈上的差距會非常之大。所以為什麼我們提出來要加強原始性創新,要有新的發明和創造,目的是爭取走在人家的前面,我們經過30年的學習以後,我覺得我們在有些領域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關鍵是要改革我們創新的體制和機制。包括研究院所、大學,也包括企業,都有這樣的問題。

楊燕青:您是說只要我們整個制度環境是允許的,加上我們企業家的努力,我們還是有希望能夠一步到達最前沿的。我舉一個案例,華為是代表了中國技術創新方面比較前沿的一個公司,甚至是有非常好的案例,但問題在於華為是不是一個孤立的公司?因為陳主任做了大量的調研,您覺得類似華為這樣的企業會成為中國的一個代表性的企業,它會帶領一幫企業一塊成長起來,在創新方面、在全球佔據一個比較前沿的位置,還是它可能就是孤立的,這樣的案例並不具有可複製性?

陳清泰:首先華為的案例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產業發展的亮點,但是現在沒有更多的重複發生,當然原因很複雜,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制度環境對創新來說並不是非常有利。也就是說,我們在追趕型的崇拜大企業,主要依賴引進技術的過程中,實際上我們對創新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現在比如社會上普遍在反映的,你搞創新的幹不過搞盜版的,你搞節約資源的幹不過浪費資源的,你搞環保的幹不過有污染排放的,所以類似這樣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像華為這樣的公司就變成了鳳毛麟角。因為這個企業終究是一個經濟動物,你有什麼樣的環境,最後的導向就會往那裡走。

如果個別企業不創新,那是它自身的問題,如果多數企業不願意創新,比如我剛才講到了去年我們企業的利潤那麼豐厚,但是用於研發投入上的就那麼可憐,只有1%左右,有的還不到。如果這種普遍性的問題都出現,那就是說你應該在制度環境上去找原因。這裡面包括我講話講的如果創新的幹不過盜版的,那麼大家都在等著盜版,誰都不願意創新,因為它的成本最低,效益最好。

所以我希望能夠不斷的重複,在更多的行業裡不斷重複像華為這樣的案例,但是這裡面需要整個大環境的支撐。

楊燕青:謝謝陳主任!

吳敬璉:可能提這樣的問題就有點問題,什麼叫低端的創新?這個無所謂低端、高端、中端,你增加了技術知識含量,提高了附加值,也可能是在一個很低的東西上加了一點。即使華為,通訊技術不是從它開始的,包括它能夠超越朗訊,是光通訊,光通訊不是華為從頭開始的。大致上在90年代末期,其實它在光通訊技術上已經是世界領先了。而你用這樣的一個標準來看,別人有創新,但是我完全是引進,不但是引進技術,我們前一個階段的引進主要是引進設備和附帶的技術,在人家技術的基礎上我有原創性的進步,這就是創新了。

吳敬璉:我不能一概而論。

楊燕青:給本屆政府打分。

楊燕青:您覺得致命的自負導致政府在這個事上能不能及格呢?

楊燕青:吳老師給我們框定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但是他不肯回答我的問題。我們請徐部長來回答。

徐冠華:我覺得中國對科技的重要性的認識,對技術創新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很長的發展過程,所以我們很難對30年打一個分。

楊燕青:給本屆政府打一個分,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吳敬璉:在每個階段是不一樣的,在被人追趕的時候,因為人家都走過了,政府只要是認真的學習,回頭來,它的方向大體上可以看准。到了創新的時候,周其仁教授說的,不確定性太大了,要由政府來決策恐怕死定了。

徐冠華:剛才吳老談到我們過分的自負,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方面或者反面。我覺得一些人對自己民族的創造能力缺乏自信,確實遇到這樣的問題,而且不止一個,一次、兩次遇到這樣的問題。我覺得這值得我們深刻的反思,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我覺得政府有一個問題,就是貫穿各個政府部門,從中央到地方的專案操作的方式,代替了政策、戰略,代替了一切。而這裡面一定會出現很多失誤,包括在創新上的失誤。所以我相信我們的政府是致力於創新的,因為我們看到了這些問題。但是決策怎麼做,需要認真的考慮。所以要改革政府的管理,首先要解決各個片區、各個部門的專案操作的方式,這是創新的一個大的障礙。

    第三個方面,我覺得現在對於科學研究的支持,現在我們也在探索很多改革,但是很簡單的一個問題,又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評價和獎勵制度的改革極為重要。現在大家都講浮躁,浮躁怎麼能創新?一篇文章要分成好幾篇文章去發表,為了多得一些分數。現在的問題是這是知識界的問題,而不簡單是科技界的問題。我們評一個大學的教授,不看你教書教得好不好,而是要看你發表了多少論文,得了多少科技獎勵。我們評價一個醫生能不能做主任醫生,不是看你的醫德醫術有多好,當然我說得有點過了,當然也要看,但是看得不夠。主要是看你的論文得獎,這豈不是笑話!對於我們的研究人員更是如此,所以這已經不僅僅是科技界的問題,而是整個知識界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知識界是我們社會的理論或者風氣的帶動者,如果知識界都這樣追求,中國的創新還有什麼前途?但是這個問題能不能解決?我覺得完全是可以解決的。我認為這些問題應當值得我們深思。

楊燕青:徐部長成功的把創新的問題又放到了知識界這個更宏大的框架下,成功的虛化並避解了我的問題。請陳主任回答一下。

陳清泰:我剛才想大體上可以分兩個階段,以2006年我們國家科技大會講的,也是徐部長在籌畫的,科技大會作為一個標誌,我們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之前的階段是以技術引進為主,我認為從政府來看有非常正確的一面,也有做得不夠的一面。非常正確的一面是我們大力度的引進國外技術,吳老師剛才講的,使我們在落後近百年的技術差距迅速能夠縮短,使我們的基礎產業能夠有一個質的飛躍和提高,這是很了不起的,這是在技術引進上有很大的魄力。但是也有不足,不足在於哪裡?我認為把技術引進過多的局限於使用,而沒有把它更多是看作我們技術學習的過程。所以對於多數企業來看,把對於引進的技術只要能夠用了,因此也就停止了。

因此我們所講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際上我們消化、吸收、再創新這一點,絕大多數的企業沒有做到。因此出現的最後情況是第一次引進,我們可以用了,技術往前發展了,當前的技術已經跟不上需要了,怎麼辦?只能再引進。所以我們沒有通過一次引進或者兩次引進形成一個能夠舉一反三的技術能力,在這個方面我認為政府引導和推動是不夠的。所以在2006年前如果還是以引進為主的話,我認為有一個優點,有一個缺點。

2006年之後,我認為也是有一個優點,有一個缺點。優點就是從整個國家來看,把技術進步放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建立創新型國家,提出了整個目標,對於動員全國的企業、社會起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使那些創新型企業感到非常興奮。另外,接下來政府的科技投入,對於人才的投入大幅度的增加,因此整個的局面發生了迅速的變化,應該說是非常之可喜的,這個功不可沒。所以在這麼短短的時間裡面,我們的科技強度投入占GDP的比重,2006年是不到1%,到現在占到1.7%,這個漲幅是非常之迅速的,功不可沒。

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設上是落後的,政府已經把創新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從上到下非常重視。政府要你這個企業去創新,我給你制定項目,我要考核你,我給你評獎還是不評獎。等於剛才徐部長講的,政府在搞專案導向運作,政府在用看得見的手一個個推動和操作企業的技術創新,這是不對的。企業的創新應該是企業為了求發展、為了獲得利潤的一種自主的選擇,如果多數企業為了發展,它的選擇是創新,那麼這個制度環境就對了。如果它不轉,而政府讓它轉,那麼顯然這個效果不會是最好的,實際上問題在哪裡?我們沒有給企業創造一個這樣的環境,對那些不創新的企業形成壓力。

對於要創新的企業形成動力,對於想創新的企業,使它具備能力。這是剛才徐部長講的,要有壓力,要有動力,要有能力。企業如果靠原有的發展方式走下去,這是企業的捷徑,是最方便的,多數企業也願意走的。因此要走向創新之路,往往是被逼上去得,只有少數企業是自願走的,但是多數企業是被逼上取得,這個倒逼機制沒有形成。

楊燕青:三位泰斗給政府打的分估計差不多,但是分及格不及格不詳。但是陳主任給徐部長打分挺高的,我看徐部長想說話了。

徐冠華:剛才陳主任剛才打分,我很認同陳主任剛才講的觀點,國家對於創新的重要性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正因為如此國家對科技的投入、政策的支撐有了很大的變化,這是大家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我覺得我們還要看到有些問題還應當認真的解決。比如大家統一了一個很重要的認識,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

楊燕青:吳老說了幾十年了。

徐冠華:但是被公眾所接受可能還是最近這些年。

楊燕青:應該說被您接受還需要幾年。

徐冠華:我們的研究院所也好,大學也好,對此仍有些人不理解。為什麼企業為主體?我們怎麼放?當然現在這個問題在逐漸解決。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們對於企業為主體的支援方式的問題沒有解決,我覺得政府還是應當把主要的力量放到政策導向和環境建設上,而在這一方面還是薄弱的。我們非常滿足於專案運作的支援方式,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另外還有一個方面,應該說中國在最近這些年對基礎研究的支持也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對於基礎研究和前沿基礎研究的導向機制沒有很好的解決,有點隨波逐流,被社會浮躁風氣推著走,所以我們的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必須說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浮躁之風確實存在,而這些問題不怪科技人員,而是因為我們的指揮棒出了問題,我們的評價體制、獎勵體制沒有順應整個政策的調整做出相應的調整,這是不足的一方面。

楊燕青:我覺得陳主任給徐部長打分是有充分的理由,不僅是徐部長把國家科技框架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在他的發言中可以看到他的眼光非常銳利,而且大膽直言,所以我們對他也表示很高的敬意。下面搜集一下大家的問題,先請第一排的Frans Greidanus提一個問題。

Frans Greidanus:我叫Frans Greidanus,來自於飛利浦公司。我想問一個問題,我們看到一些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在過去幾年這個做法非常的盛行,現在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海外公司把他們的研發中心帶到中國,增加研發的活動。我們看到在中國有很大的從事于創新的勞動力的工作力量,為一些跨國公司來工作。我想問三位代表,你覺得跨國公司帶來的研發力量是否屬於中國的創新力量?另外,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開展這麼多的研發活動,對中國的創新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吳敬璉:我的回答很簡單,第一個問題,是,當然是中國的研發力量。在我們國人中間有這種顧慮,因為在各個大型公司有一些保密制度,而且有很高的技術不會在中國做,但是我不這麼看。因為科學和技術其實是無國界的,你怎麼設立門檻,設立保密的制度,其實它的擴散效應、它的工作方式是無法阻攔的。

徐冠華:我同意吳老師的意見。第一,這是對於中國很多科學技術的創新本土化會帶來很大的收益,另外是技術的溢出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人在那裡會幹一輩子。通過人員的轉移也可以把這些技術提供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因此應當給予支援和鼓勵。

陳清泰:我對兩位的回答沒有什麼意見。

楊燕青:你剛才對三位的回答滿意嗎?好,謝謝!請後面的那一位先生提問。

提問:三位泰斗,我想請問一個問題。我們國家原來一直有各種研究所,徐部長特意組織了科研所體制的改革,但是我們國家也對核高基等各個項目都有,那麼我們在CPU和資料庫方面並沒有能夠形成一個產業,在很多該行業的企業也沒有因此得到一種發展和提升。所以請問徐部長,我們國家科研院所以及跟企業提倡產學研結合,走下去的話企業如何能夠獲得基礎研究的成果?因為在臺灣是有類似工研院的機制,我們看到是比較成功的。請問徐部長。

徐冠華:我覺得在中國,如果希望在CPU和資料庫等方面取得突破,需要幾個必要的條件。

第一是要加強基礎研究,我一直認為這是我們的弱項,而且急需要靠政府支持,在一個自由寬鬆的環境下組織各方面的科技力量,我所說的組織是讓他們引導到做到這個方面來。在大量的基礎研究的基礎上來完成這項任務。

第二,我覺得現在有些體制和機制仍舊需要改進,特別是包括穩定科技人員和其他的激勵科技人員的制度並沒有充分的落實。而這個方面對穩定的科技隊伍是有重要的影響。

第三,國家在這方面的投入,我不認為一定要集中到某個院所或者某些人,因為剛才我已經講過了,政府的選擇或者某些專家的選擇是低效率的,應當是把工作的重點放到環境。比如CPU,如果你用一個很好的公共的設計平臺,也可能在一些小青年當中,剛剛畢業的一些研究生當中,有可能就取得了一些突破。

楊燕青:徐部長的意思是我們不一定要中研院?

吳敬璉:我覺得還是一個方式的問題,不是沒有人力,是我們組織的方式恐怕有問題。情況也不是那麼悲觀,對CPU來說,台積電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現在非X86的晶片設計有產品的,而且達到現在的中上水準的有8家。這8家不是研究機構,是企業。但是他們確實是發展得很慢,這中間就牽涉到我們的體制問題,而且根據過去的經驗,這種技術創新被扼殺在搖籃裡的概率很高,形不成產業,形成了產品形不成產業。有一個情況是政府要出手,基礎研究的東西外部性很強,所以除非這個公司做得很大很大,一般說來政府要出手。現在實際上在亞洲國家的趕超過程中,碰到這種問題,它有很好的案例。怎麼來解決?比如其中一個案例是日本在趕超超大型積體電路中間的做法,有專門的論文分析。這種做法已經形成一種模式,現在全世界都在做,叫PPP

徐冠華:我想補充一句,我剛從臺灣回來,我認同臺灣工研院所做的工作,我覺得它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不是給它一個具體的目標讓它去追趕,去複製,而是讓它立足于創新,這是工研院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而歸根到底需要一個寬鬆的環境,不能是任務安排了,讓某些人限期做下來。這一點是追趕戰略,一定是跟著人家幹的,這很難取得成功。

吳敬璉:我們研究院結果自己辦企業了。

楊燕青:最後一位提問者,你可以問一個問題。

提問:作為知識份子和學術研究的人,如何把我們這些研究的理論和創新的重要性產生實質的效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知識界是否也值得反思,是不是我們也應該創新,為了理論的研究應用到實際中去,像過去古代人一樣。

楊燕青:這個問題問得特別大,但是我猜想她問的問題是從理論道創新再到產學研,最後能有產品,再有產業,最重要的是什麼?能不能請三位泰斗用一句話來回答你心目中覺得科研、基礎、科研,到產品、到產業,整個鏈條中最關鍵的一點是什麼?

陳清泰:我認為這是一個創新的鏈條,不同機構在這個創新鏈條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互相之間沒有替代關係。比如知識創新,這是一個大學研究機構的長處,這是它應該做的,而且主要是依賴政府的投入,它來做。而產業由知識轉化成為可應用的技術,這應該是通過社會化的辦法,也就是接受大學的溢出效應,由中小企業或者是一些新的創業者把知識轉化為可應用的技術。而大型企業在這裡面的作用,它的最大長處是技術集成,把多種技術能夠經過集成做創新,成為一個有品牌支撐,可以被社會所接受的終端產品。

楊燕青:追問陳主任一個有趣的小問題,我們知道您自己能做家裡各種各樣的器具,您陽臺上放了無數的工具。您最喜歡的一個工具,能不能介紹給我們企業家朋友們?

陳清泰:現在我最喜歡的是我們家有一個小車床。

楊燕青:再請徐部長回答一下剛才的最後一個問題。

徐冠華:我簡單說一句話,我不是唯一的質論者,但是我確實覺得在我們科學家,特別是青年一代的科學家當中,應該特別的提倡愛國主義的精神,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心和對科學的追求,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長期起作用的因素。

吳敬璉:說一句話,在這個鏈條中間,有幾個角色,官、產、學、研,各自辦自己的事。

楊燕青:吳老和徐部長你們倆位元都是古典音樂愛好者,能不能給企業家朋友推薦一首最有趣的曲子?我覺得吳老可能要從莫劄特說起。

吳敬璉:我不是一個音樂家,我也不懂音樂理論,我喜歡莫札特是因為我們生活太緊張。

楊燕青:莫札特有助於降低壓力。徐部長呢?

徐冠華:我現在已經不能說是音樂愛好者,而是CD收集的愛好者。因為確實時間太少太少,但是我確實很喜歡古典音樂,特別是貝多芬。

楊燕青:徐部長建議大家去聽貝多芬,你聽了貝多芬,聽了莫札特,又聽了今天的論壇,我覺得會在創新方面取得非常長足的進步。非常感謝三位泰斗和大家的參與,還有非常好的問題,非常抱歉不能讓你們把問題問完而且問更多的問題,再次感謝三位泰斗,感謝大家。

最後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三位!